改革需要良好的公共秩序
改革开放三十年，硕果赫赫无需多论。需要讨论的是改革如何深化。这就涉及如何弥补过去三十年的漏洞。改革开放的初级阶段，是要确定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目标。这一使命基本已经完成。下一步则进入了改革的高级阶段，使命要复杂得多。在理论上需要认识的问题是:在市场经济这个大目标已经确定的前提下，我们要什么样的市场经济？怎么实现向市场经济的转型？看看当今的世界，同是市场经济，有美国模式、日本模式、新加坡模式，即使在欧盟之内，也有多种模式。另外，达到市场经济的渠道更是多种多样。美国、英国、法国……每个国家和地区通向市场经济的路径都不一样。中国未来通向市场经济的道路，肯定也是独特的。应该说，中国市场经济的模式及其生成途径，也许是世界上最复杂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之一，超出了任何人的知识和智慧所能驾驭的范畴，只能通过大众的共同参与、博弈而逐渐演化生成。如果我们从世界市场经济的历史中能够学到什么经验教训，恐怕就是自然演化的秩序优于社会工程式的乌托邦设计。西方市场经济的成功，一大原因要归结为其公共秩序的成功。这种公共秩序，是建立在基层社会广泛参与的基础之上的。有了广泛的参与，老百姓就会对制度有忠诚，因为他们觉得现有的秩序不是别人强加的，而是自己制造的。这样的社会，也就不太容易动荡。相反，如果没有广泛的参与性、大家按照上面定下来的规矩行事，那么一有不顺心，公众就会把怨恨倾泄到不是自己制定的秩序上，反体制的力量就会爆发。结果，这种秩序即使在纸面上应该很有效率，最后则可能导致不必要的动荡。最近几年，国内的舆论和媒体有一股“中产阶层”热。论者在那里夸夸其谈，说中产阶层是一股稳定的力量。这种见解也许不错，却很肤浅。我曾撰文以美国社会为例证分析指出:它作为经济概念大而无当，实际上是个有效的*治概念。中产阶层是指那些以一人一票的方式参与*治过程和公共*策制定的老百姓，是夹在施瓦辛格、布隆伯格这等可以以自己的资产竞选的大款、有选举权也不去投票的赤贫阶层之间的普通选民。他们能使社会稳定，并不是说他们挣够了多少钱，而是在于他们使制度或者秩序的生成有了越来越多的参与性，扩大了社会对这种制度或秩序的忠诚。如果我们有同样的中产阶层，挣了人家那样的钱，却无法像人家那样参与，社会也未必会有稳定。比如重庆钉子户，虽然比一般百姓有钱，但一旦无法参与涉及自身利益的公共*策的制定，反而更敢挑战现有秩序。所以，中国的改革下一步的首要目标，就是建立有广泛参与性的秩序，把更多的民众拉到体制内来。而这一点，许多改革的权威理论家们目前也不清楚。比如，有的理论家曾留下句名言:“正确的观点不需要投票。”这话在学术上当然是正确的。一加一就是等于二。如果大家投票说一加一等于三，也不能说一加一等于三就正确。可惜，这位理论家以及他的同僚们讨论的，并不是一加一等于几的问题。他们讨论的，几乎全是公共*策。而在公共*策领域，任何*策都要经过投票产生。放眼未来思考改革，国内的一些理论家要摆脱设计心态，多一些秩序心态。所谓秩序心态，就是让尽可能多的人参与市场经济的博弈、参与公共秩序的制定，最终使公众形成对制度自发的忠诚。这才是使改革立于不败之地的基础。实际上，目前的中国社会，已经渐渐生成了一些良性的秩序因素，比如络民意日见高扬、社区自治已在萌芽、甚至还出现拆迁要原住民投票的现象。这些潮流都指向了未来中国的秩序生成之路。可惜的是，改革头三十年的许多精英理论家，尚处于这种新潮流之外，甚至对这种潮流采取敌视的态度。这些人如果不能认清历史的潮流，就可能会为历史所淘汰。（薛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