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敏性鼻炎（AR）、慢性鼻窦炎（CRS）和哮喘通常同时存在。“同一气道”模型认为上气道中出现的疾病机制可能反映了下气道的活动。气道重构是用来描述在疾病环境中发生的组织结构变化的术语，并反映了在伤口修复过程中组织重构的动态过程。在5月Allergy杂志推荐的封面文章中，描述了过敏性鼻炎、慢性鼻窦炎和哮喘中的重构过程。
在哮喘、过敏性鼻炎以及慢性鼻窦炎中上、下气道的重构机制：对“同一气道”概念的重新审视
DOI:10./all.
疾病发生时或伤口修复时组织结构的动态变化称为重构。在哮喘患者的下气道中已经发现了重塑的特征，其特点是上皮脱落，杯状细胞增生，基底膜增厚，上皮细胞纤维化，气道平滑肌增生和血管增生。上呼吸道重塑的概念最近才被引入，到目前为止研究数据有限，而且经常是相互矛盾的，这表明需要进行更详细的研究。这篇综述描述了我们目前对AR、CRS和哮喘的气道重构过程的理解，并提出了上呼吸道和下呼吸道之间共享和区别的机制。明确鼻腔系统与肺部机制的相同性和特异性，可以有针对性地设计出更有效的治疗策略，从而改善患者的健康状况。（图：在上呼吸道和下呼吸道的气道重构过程中涉及的潜在关键途径和因素）
早期的抗生素暴露会增加日后出现过敏症状的风险：一项荟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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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研究系统地回顾和量化了在生命的前2年接触抗生素与随后发生过敏性疾病的风险的关系，包括花粉热、湿疹、食物过敏、皮肤点刺试验（SPT）阳性，或是特异性血清/血浆免疫球蛋白（Ig）E水平升高。对PubMed和科学数据库中年1月到年11月11日的观察文章进行检索后，利用固定或随机效应模型，获得了总合数（ORs）的总体估计。结果表明，早期接触抗生素似乎与晚些时候出现的花粉热、湿疹和食物过敏等过敏症状的风险增加有关。然而，并没有导致SPT阳性增多或高致敏性的血清/血浆IgE水平升高，也就是说，早期的抗生素接触似乎与客观的特异性指标没有任何关联。
妊娠和围产期状态与下一代特应性疾病发生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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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前的研究显示，怀孕相关的围产期因素对儿童随后的呼吸道和特应性疾病的影响有争议。本研究的目的是评估围产期变量与哮喘、支气管高反应性、屈侧湿疹、过敏性鼻炎的发病率、敏感性之间的关系。通过对潜在的干扰因素进行逻辑回归分析，研究结果表明，采用剖腹产，尤其是辅助分娩出生的儿童，可能会有更大的几率患哮喘、屈侧湿疹和过敏，因此应该进行监测。产前母亲的压力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这些关联，但仍应进一步研究。
RCAT反映了过敏性鼻结膜炎患者的症状控制和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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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过敏和哮喘欧洲网络（GA2LEN）特别小组正寻求能在不同的患者治疗过敏症中用于指示疗效的参数。本文比较了三种工具——鼻炎控制评估试验（RCAT）、鼻结膜炎的生活质量问卷（RQLQ）和鼻炎总症状评分（RTSS）——来确定在过敏性鼻结膜炎临床试验中，RCAT作为主要结果参数是否足够。在两种双盲、安慰剂对照的免疫治疗研究中，33名对草花粉过敏的患者和94名桦树花粉完成了两份问卷（RCAT和RQLQ），并保留了他们自己的症状日记，RTSS由此计算得出。强烈的相关性表明，RCAT可以代替与症状控制和生活质量有关的RQLQ。具有不受控制症状的患者可以使用RCAT来识别。医生也可以根据RCAT决定是否可以加强症状治疗，或者是否应该进行过敏免疫治疗。
AR引起的生产力损失与抑郁情绪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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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敏性鼻炎（AR）与生活质量的显著下降和生产力的损失有关。我们对招募的个持续性AR患者进行了前瞻性横断面队列研究，分别采用了鼻炎控制评估测试（RCAT）、患者健康问卷（PHQ-2）和22项鼻腔结果测试（SNOT-22）对其进行评估。并通过询问在过去的3个月里，因AR而错过的工作/学校的天数来评估生产力的损失。结果表明，患者错过的工作或学校的平均时间为1.5天（SD:2.9）。损失的生产力与PHQ-2分析相关，而不是SNOT-22或RCAT分数。由此可知，由于AR引起的生产力损失与抑郁情绪的严重程度有关，而不是由AR典型的鼻或鼻外症状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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